中医这门学问，要想真正搞上去，要想真正抓住她的价值，除了纯粹医学的技术
成分外，还应关切和体悟她的科学层面，哲学层面，以及艺术层面。而要真正地做好这一点，不借重经典是不行的。
我们提出要依靠经典来学好中医，这个方法好像不合符时宜，因为现在大多数中医院校已将经典改为选修。从必修沦为选修，经典的这个地位大大地下降了。它给人们的信息就是对于中医的学习来说，经典已经不是必须的了。
为什么会发生经典的这个变动呢？首先一个理由就是中医已经发展了二千年，时代在进步，一切都在进步，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死抱住这些经典呢？
其次，后世的这些东西，像现在的《中基》、《方剂》、《诊断》及临床各科不都是从经典里总结出来并赋予了现代的意义，有这些就足够了，为什么我们还要抱着经典不放？
再次就是我们有关部门的调查统计。这个调查统计显示出很多人都认为经典的学习没有太多的意义，学也可，不学也没有太大的损失。基于这样一些原因，经典的命运便有了上面这样一个改变。
而我的体会则与上述这个认识截然相反，经典的东西不但不能削弱，而且还应该进一步加强，为什么呢？下面就来讲述这个依靠经典的理由。
1.历史的经验
经典对于中医的学习和把握究竟重不重要？究竟应不应该必修？这一点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它，就会很清楚。
翻开历史，我们看一看从张仲景开始直到清代，在这长长一千多年的历史中，凡是在中医这个领域有所成就的医家，我们研究一下他的经历，就会发现，大多数医家都是从经典中走出来的，大多数医家都是依靠经典而获得了公认的成就。中医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，不得不使我们去思考，经典为什么会具有如此大的魅力？
尽管东汉以后，中医的著述汗牛充栋，尽管这浩如烟海的著述无一不自称是来自于经典，但是，从一定意义上说，它们无法替代经典，无法超越经典，甚至有时会成为我们认识经典内涵的障碍。
所以，到了清代，陈修园和徐大椿这两位大医家，竟然呼吁要烧掉后世的这些书。当然，陈、徐的这个观点过于偏激，但却不妨碍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中医经典的意义。
从上面这个历史事实中，我们可以感受到：自古医家出经典。古人的经历如是，那么，近人、今人呢？只要我们翻阅周凤梧等编著的《名老中医之路》就会有相同的感受。
就以大家最熟悉的蒲辅周老中医为例，蒲老初出茅庐时，求诊病人颇多，然有效者，亦有不效者。为此，蒲老毅然停诊，闭门读书三年。将中医的经典熟读、精思、反复揣摩。三年闭关后，复出江湖，遂能于临证得心应手。以致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屈一指的大医家。对这段特殊的经历，蒲老深有感慨地说：“当时有很多人不了解我的心情，认为我闭户停诊是‘高其身价’，实际是不懂得经典的价值。”
无独有偶，著名中医学家秦伯未先生亦强调，要做好一个中医临床医生，每年应拿出三个月的时间来温习经典。
蒲老、秦老的经验与诫训，值得我们重视。已故名老中医林沛湘教授是我非常景仰的一位老师，林老不但理论上有心得，而且临床的疗效卓著。临床上除内科疾病外，还善治妇科、儿科，甚至五官科的疾病。但，林老从未读过内、外、妇、儿、五官这些临床各科的书籍，他就凭一本《内经》治病。
在一次讲座中，林老深有感慨地说：“《内经》的东西，只要有一句话你悟透了，那你一辈子都切身受用。”林老的这个意思很清楚，《内经》的东西，一个问题，一句话你搞明白了，你一辈子都受用无穷。这是经验之谈、这是肺腑之言啊！
大家想一想，这是不是经典独具的魅力呢？一句话悟清了，都吃一辈子，那么，两句话，三句话，甚至整部《内经》你都搞清了，那会受用多少辈子呢？从林老的这个切身感受，我们看到经典的这个后延性实在太大太大，它确实是一个早熟的文化，它确实是历久弥新的东西。
2.扫清认识经典的障碍
要说服大家把这个逐渐被放弃的东西，把这个已经改为选修的东西，重新重视起来，是不容易的。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用现代科学的思路来思考问题，总认为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代新人胜旧人。我们怎么会认可经典能够超越时空，超越时代，超越后世呢？这简直是难以置信的，但，又是在传统的许多领域中存在的事实。
我们要消除上述这个认识过程的障碍，仍然还得从理论的构建谈起。前面我们讨论过，中医经典不是光凭一个理性思考构建的，还有一个内证过程，是两者完美结合的产物。
正是这样一个完美的结合，构成了梁漱溟先生所称之为的——人类未来文化的早熟品。而且这个未来，这个早熟的跨度异常之大，以至于我们现在还无法完全地理解这个理论，比如说形而上的这个领域，现代科学的涉及就相当少，很多东西我们无法说明，于是都归之为迷信和伪科学。
实际上，并不是这么回事，只是它已经超出了形而下这个器世界的层面，它的认识半径不完全局限在形而下这个器世界。所以，你完全地用器世界的眼光来看待它，就难以完全地发现它。
而造成这样一个差异的原因，就在于它的这个实验不是常规的外证实验，它是内证实验。前面我向大家表述过，内证实验的问题不好谈，但是，这里是对内要真心探讨中医，这个问题不得不谈。
这个实验不是靠买进多少设备、多少先进仪器构建起来的，不是一个有形的实验室摆在那儿，让你看得见摸得着。它完全是通过艰辛训练而构建起来的，是超越有形的东西。这就关系到一个潜能的问题。
前些天翻阅《发现母亲》这部书，作者叫王东华，这部书收集的资料很丰富。其中一个章节专门谈到人的潜能问题，书中以植物为例，相同的种子，由于培养的条件不同，培养的过程不同，得出来的结果会相差很多。
比如一棵西红柿，我们在农村呆过的人应该有经验，一棵西红柿能结出多少个果呢？在没看到这则资料以前，根据我以往的农村经验，我在想，一棵西红柿苗顶多可以结几十、上百个，如果再培育得好一些，充其量不过几百个吧，可一看到经过日本育种专家所培育的一棵西红柿，竟然长出一万三千多个果，不禁为之咂舌。当时这棵经特殊培养的西红柿在日本展出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，创造了一项新的吉尼斯纪录。
大家可以思考这个现象，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潜力！同样一粒种子，由于栽培的方法不同，结果有这样大的差别。从植物种子所包含的巨大潜力，我们可以联想到，人的潜力有多大？大脑的潜力有多大？这个大是难以计量的。
所以，从理性上我们完全可以推断这个内证实验的存在，经过特殊的“培育”过程，这个内证的条件是完全可以获得的。有了这个条件，就可以自在地进行建立经典所需的各种内证实验。内证实验加上理性思考，这个经典就建立起来了。
但是，经典的理论形成以后，后世的人往往就只学习这个理论，而不去亲身感受这个内证实验过程，久而久之，由于没有有意识地培养这个内证能力，内证的条件逐步丧失，人们甚至不相信有内证实验的存在。
但在早期，像张仲景的那个时代是不会怀疑这样一个内证实验的。所以，张仲景在《伤寒论》的序言中以“余宿尚方术，请事斯语”来结尾。张仲景这里的方术，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指的内证，这一点是有史可查的。
我们可以查阅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的方术列传，就可以知道，方术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谈内证的术。时代越往后走，人们对这个内证术，这个内证实验过程就越来越模糊，宋明为什么会有理学产生呢？很显然，到了这个时候，对内证的认识已经很不清楚了，所以，只能在理上，在思辨上绕圈子。
理学的产生究竟是不是由于内证的失传，这可以从宋明人对“格物致知”的理解来作出判断。“格物致知”在这里不准备细讲，但有几个基本的原则应该弄清楚。
首先“知”不是通过学习或深入分析而得到的一般性知识。这个知是觉的意思，也就是前面讲的心明的状态。就是要靠这个心明，这个觉，才能进入内证的状态，才能进行内证实验。
那么，这个心明怎么来？通过格物来，格物不是像宋明人说的穷究物理，格物是要远离物欲，这是一种精神境界，只有获得了这个境界，才有可能进入内证的状态。
这个知就是智。儒、释、道都有。孔子说的“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”，其实就是讲的这个境界。
在儒家经典《大学》里讲：“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”大家想一想，这个止，这个定，这个静，这个安，如果不“格物”行不行？你不“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”，成天的物欲横流，想着这个股票要涨了，那个股票要跌了，你能够止、定、静、安吗？不能的话，怎么能得？怎么致知？
在道家那里，老子讲：“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，损之又损，以至于无为。”损什么呢？实际上就是损物、就是格物。
而格物在佛教里，则显然指的是远离一切戏论。所以，格物在儒、释、道里都有所指，所指的层次虽然有差异，但大体的意义上是相近的，这个与宋明的认识显然是两码事。
要获得内证的能力，格物是一个最基本的条件。这个条件不具备，或者弄错了，内证就无从谈起。宋明人将格物作细微地分析讲，作穷究讲，仅此一途，已见他们不明内证，已见他们没有实验了。
所以，到现在我们就容易看清楚，为什么中医的有些问题我们不容易弄明白？为什么我们总是很难正视经典的价值？对中医的很多东西总是抱有怀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少了内证这只眼睛。这实际上是造成我们认识障碍的一个关键因素。
因此，我们要想对中医，特别是对中医的经典，获得一个比较公正的认识，首先得从思想上扫清这个障碍。
【本文摘自刘力红著《思考中医》】